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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网络舆情有哪九大传播规律?
              来源: 未知   2020-04-02


      据观察,2017年以来,网络舆情传播的九大规律不断凸显:媒体大量跟进报道同类事件探究背后深层原因、跨领域热点舆情事件引爆速度快、同理心效应促使网民纷纷袒露同类遭遇、“未闭环”的舆情事件引发网民持续追问、人为干预导致“狂欢——散场”效应加剧、高层介入的权威效应有效提升引导成效、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鉴别网络信息真假成为共识、多元归因导致协同治理的呼声增强。这些规律在以往的舆情事件中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但在今年以来表现更加突出。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上述舆情传播规律,并尝试揭示这些规律背后的传播机制和心理机制,以期为政法机关加深对当前场的认知提供参考。

      实情决定舆情,舆情是实情的重要反映。每一起舆情事件背后都有其深层指向,解决最终的现实问题才能实现舆情的彻底根除。

      从徐玉玉案引发电信报道井喷,到天津赵春华案引发追问鉴定标准,再到李文星案引爆对网络招聘陷阱的高度关注,媒体对同类事件在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密集报道指向的是这些典型个案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为了引起公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政府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媒体在纵向深度报道某个典型案例的同时往往也非常注重横向挖掘与之类似的事件,以此暗示公众某一社会问题之严重与普遍。

      同类案例在一段时间内频繁曝光所产生的强化效应,促使关注不再只停留于个案层面,而是被引向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这恰恰反映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的社会监视功能”——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而在媒体反复报道同类事件的过程中,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攀升,强大的压力不仅倒逼公权部门采取相应举措,也教导全社会对电信、组织等提高警惕。

      近年来,基于科技创新型应用引发的之争层出不穷,如网约车合法性之争、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无人机“黑飞”等涉及政府监管和规则制定的议题;类似魏则西事件、李文星事件等引人哀叹的悲剧兼具违法犯罪和互联网应用两个特征,因造员死亡、性质非常严重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

      而这两起跨越了政法和科技两个领域的极端个案背后又有着较为普遍、广受诟病的“百度推广”和“网络”两个深层议题,因此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各类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展开海量报道。

      从李文星事件来看,事发后科技类媒体第一时间向“BOSS直聘”求证、追问网站审核流程、关注补救措施的实施进展等;社会类媒体则从李文星同学、家人以及与之有相似遭遇的信息源展开报道,试图还原李文星之死的来龙去脉、揭露天津静海组织内幕。

      在媒体之外,网民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推动力量,众多因招聘差点误入组织以及误入组织后侥幸逃离的人通过知乎、微博发布个人经历的描述,引发关注并成为媒体报道的内容之一。

      相比单一领域的舆情事件,跨领域事件更容易引发全网关注——因其讨论角度更加多元化而吸引不同类别的媒体、不同兴趣的网民群体参与其中,促使舆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同理心效应也叫移情效应,就是设身处地站在交流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体验对方的情绪情感,了解其内心的感受想法。同理心效应含有两个要素:一是对他人情绪的认知,即直觉技巧;另一个是对他人情绪的反应,即沟通技巧。从心理层面而言,网民对舆情事件中的当事人也会产生同理心效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体验其内心感受。

      于欢案中,网民对于欢亲眼目睹母亲被辱愤而反抗产生的同理心效应就是其声援于欢、声讨法院的重要原因;

      声称遭补习老师性侵的女作家林奕含事件也激发了广大网民的同理心效应,知乎“如何看待 26 岁女作家林奕含事件”的问答中,不少网民匿名分享了自己幼年遭猥亵、性侵的经历;

      而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曝光自己被班主任父亲性侵的经历时称“如果大家对林奕含的惋惜和怜悯不是伪善,那希望大家也稍微能重视下我曾经的经历”,同样也是同理心效应驱使下的自我袒露。

      可见,同理心效应不仅驱使网民声援涉事人,也促使更多网民袒露同类遭遇,为推高舆情提供更多“燃料”,即同理心驱动的舆情风暴比普通舆情事件的生存周期更长,应对处置更需讲求方式方法。

      对此,官方舆情应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怀着对网民的同理心去处置、回应关切,注重“动之以情”;二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还原,“晓之以理”。

      网络舆情的全面消除有赖于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只有当舆情事件在现实处置中尘埃落定、在网络信息公开方面画上句号,公众的追问才会停止。

      所谓的“未闭环”事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①引起关注的事件没有最终定论(如“@北电侯亮平”的举报、清华大学朱令案等),

      “未闭环”事件的关注度虽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但公众心中的疑问并不会自然消除。对于“未闭环”事件,网民持续追问而得不到回应必然导致官方公信力折损;网民自动脑补臆测则容易导致不实信息、“阴谋论”大肆传播,如“@北电侯亮平”被删帖禁言引发网民揣测官方故意包庇等。更重要的是,“未闭环”舆情事件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与之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新事件、新信息引爆,如复旦大学投毒案引发就朱令案声讨北京警方等。

      目前,新浪微博上每天都有网民追问“@北电侯亮平”举报的调查结果、关注“阿廖沙”被起诉诽谤。此类“未闭环”舆情事件需要有关部门提起高度重视,谨防因侥幸心理错失应对先机导致不定时炸弹被引爆。

      无论何种舆情事件,由于时间推移、新的网络热点出现等原因,关注度都会自然而然地逐渐走低,区别仅在于从舆情爆发到终结所经历时间的长短。

      一直以来,公众对舆情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关注度或多或少呈现出“狂欢——散场”效应,即刚开始时以刷屏之势席卷而来,在最终处置结果出炉时除去媒体转载报道并无太多网民参与讨论,初始关注度远远高于尾声期。

      今年以来,“狂欢——散场”效应更加凸显,与官方舆情导控不无关系。以于欢案为例,二审庭审全程通过微博进行图文直播,但并无媒体、专家等同步展开专业解读,导致网民对相对晦涩难懂的直播全文缺乏深度认知。

      而官方对媒体、网站报道的规划和干预也导致二审庭审、宣判等信息的关注度远远没有《刺死辱母者》一文高。

      认知深度、传播范围的受限,极有可能导致大部分公众对《刺死辱母者》一文中的不实信息、夸大成分、错漏信息视而不见,留在他们脑海中的仍是法院判罚失当、执法不当等负面印象。

      这一舆情传播规律提醒我们,在舆情爆发之初及时作出回应吸引公众关注后续处置、实情处置时,充分释法说理并给予公众讨论自由和讨论空间,更有利于真正扭转负面认知。有关部门在考察舆情应对效果时,不仅要注重量的标准,更需关注对质的考量。

      于欢案中,从山东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到、最高检、最高法相继介入舆情处置,各部门相互联动、各司其职,共同助力舆情实现平稳过渡。

      李文星案中,天津市政法委、公安局既针对个案也围绕治理展开应对处置,等四部门针对展开三个月专项整治,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受到肯定。

      这些较高层级政法机关的介入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平复公众情绪,为事件后续处置奠定了群众信任基础;二是积极调动资源、有效指导和协调下属各部门推进舆情处置的各项具体工作,确保应对处置有序开展。

      心理学中有一个权威效应,指的是一条很重要的暗示规律,即暗示效果的好坏受暗示者权威程度的影响。公众之所以对高层介入表示认可主要因为处置部门的级别越高权威效应越强,越容易产生好的暗示效果。

      近期,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晒“军装照”活动被指电信新手法,辟谣前大部分人都秉持“人民日报发的应该没问题”这种心理求证,而后期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辟谣信息虽未针对加拿大IP等具体细节作说明却立刻受到公众认可和转发,这都源于权威效应。

      当前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而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正逐渐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

      微博时代,律师群体中的共同体话语表达最为突出;微信时代,群体也逐渐形成共同体,在涉警舆情事件中积极站在维护利益的立场发声。

      这是生态不断繁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些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

      群体极化效应指的是,无论最初的意见倾向哪个方向,通过群体讨论都会得到强化,结果不仅群体观点转向极端,就连个体也发生这种转移。

      在南京玄武分局“滴滴警务”平台引发争议一事中,涉警微信公号的绝大部分言论都较为情绪化,并不仅是就事论事讨论“滴滴警务”平台,而掺杂了长久以来对“领导”等的不满。

      这种倾向在各个公号不断地发声、被评论、被点赞过程中得以强化,持支持态度的极少数公号不再发声,最终呈现的状态是媒体和网民较为中立理性,涉警微信公号“一边倒”地批判。

      群体极化效应的产生源于群体压力,它让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倾向于沉默,而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这也正是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群体极化效应容易导致这些共同体的形象走向负面,也可能导致内部持不同意见者退出进而导致共同体撕裂。

      要削弱群体极化效应的不良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观点表达时做到立场中立、实事求是,而不仅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同时还需在共同体内部形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氛围,倾听不同观点。

      无论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晒“军装照”活动还是九寨沟地震,“造谣跑断腿,辟谣一张嘴”都成为点赞最多的评论。

      这说明,在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有关部门监管加强的背景下,对于遏制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传播,网络生态中的媒体、网站、政务自媒体、网民等的共识在不断加深。

      这些主体身体力行地倡导不传谣、不信谣,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在增强。对于不确定信息,在历经多次舆情反转事件的“洗礼”之后,场掀起一股“让飞一会儿”的谨慎之风,这也反映出公众对鉴别信息真假的共识。

      在南京火车站中,网民人肉搜索信息错误导致李炳鑫“背锅”一事被当事人发长文澄清,清晰呈现了跑偏的过程,部分网民“借热点事件上热搜”的心理也被公之于众。

      相信经此一事,网民鉴别网络信息真假的意识又将进一步强化。这些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在推动场自净功能的增强,促进健康生态的形成。

      今年以来,于欢案背后的民间借贷问题、李文星案背后的治理问题等引发高度关注。对于这些热点舆情事件,归因更加多元,反思较为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某个社会问题的产生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这些问题的根治单靠制定法律或政府监管并不能妥善解决。因此,呼吁全社会协同治理的声音不断高涨。李文星事件之后,工商总局、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就是协同治理的典型代表。

      除此以外,与呼吁协同治理有共通之处的是性侵事件中对“改变性侵文化”的呼吁。北影性侵事件中重点批判的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权力碾压型”性侵行为,更是针对全社会“谴责受害者”的氛围——阻碍受害者发声维权并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有媒体直接以“不改变‘文化’性侵预防就永远令人绝望”为题发表评论。

      这样的声音同样是针对热点事件的多元归因带来的,反映出公众思考的角度从个案上升至社会、文化、偏见等高度,是理性增强的一种表现。